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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书馆应是“知识库台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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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沪上,按“楼龄”来算,徐家汇藏书楼称不上“老资格”,但里面的宝贝跨越了几百年时间,pc蛋蛋一次次在战火中幸免,现在依旧能安定地居于一隅,背后是一代代藏书楼人的集体贡献。

  首任耶稣会会长南格禄就非常注重藏书,他还规定耶稣会士有义务贡献和收集图书。其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(AngeloZottoli),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(LouisPfister)、夏鸣雷(HenriHavret),以及马相伯、李问渔等也都尽心尽力于徐家汇藏书楼的壮大。1870年,有中国籍神父许彬担任过藏书楼主管。1913年开始由张璜、杨维时、徐宗泽、王方等中国籍神父相继担任藏书楼中文部主任。1924年徐光启后裔徐宗泽任藏书楼中文部主任,历时24年之久,为任职时间最长、影响最大的一位。

  晁德莅是徐汇公学的创始人,在藏书楼任职期间,千方百计扩充资源,还编写拉丁文著作《中国文学讲义》、编纂汉语词典。夏鸣雷注重收集有关西学和汉学的西文书籍,同时创办汉学刊物《汉学杂编》。费赖之的名著《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》,就是利用藏书楼资源耗费20年心血编纂而成的,他同时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及在华传教士的书信等。

  徐宗泽,字润农,教名若瑟,是徐光启的第12世孙。他曾不惜高价征集方志,使藏书楼方志规模达到2000种,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遭毁后,藏书楼名列全国方志收藏之首。在徐宗泽的主管下,原来主要针对耶稣会士开放的规定也有所松动,当时,只要有耶稣会士介绍或担保,任何人都可进入藏书楼阅览。中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就经马相伯引荐,查阅藏书楼里的报刊资料,这无疑将藏书楼往公共图书馆方向推进了一大步。前文提到的《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》,就是徐宗泽利用藏书楼资源编纂而成,收录了耶稣会士和汉学家的中文著述400多种。

  解放前,徐家汇藏书楼已经达到中文书12万册、西文书8万多册的馆藏规模。1956年作为上海图书馆分馆,徐家汇藏书楼收入了亚洲文会图书馆、尚贤堂、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,以及原上海租界工部局图书馆藏书,馆藏旧版外文文献总数现已达到75万册。

  顾廷龙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,仍重视徐家汇藏书楼藏品的扩充。“他老人家的观念是有价值的就买回来。图书馆当时只有采购部门有权限买书,其他部门都没有,但徐家汇藏书楼是单独拨款的。”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还回忆起买书的情景:“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出去买,还不是到古籍书店下面的营业部,而是直接去人家库房挑,非常方便。我们几乎每天都去,看中的就挑出来。书店服务态度也很好,造成清册,全部送货上门。书进来藏书楼后要审核,和家底核对一下,重复的、觉得不合适的,都退回去,他们还派人上门取。”在陈秉仁眼里,当时比上图有钱的图书馆很多,“但藏书楼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规模,和图书馆掌舵人的兴趣、爱好、眼光有非常大的关系。”

  藏书楼划入上海图书馆之后,也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,来阅览的人都要凭单位介绍信。“基本都是学者,老是那几人,隔三差五就来,像汤志钧、秦瘦鸥、田汝康等。他们都把我当小年轻,跟我讲很多东西,有时还一起到历史研究所的食堂吃饭。”陈秉仁感慨在藏书楼的那几年对自己影响很深:“很多都是从那时候开始起步的,包括学外语、古汉语,因为比较容易静心。”

  1993年徐家汇地区进行地铁工程建设,据娄承浩介绍,“1号线徐家汇站地下连续墙,距离藏书楼东山墙最近处仅13米。”藏书楼受到了一定影响,藏品陆续搬到龙吴路书库和航头书库。1996年淮海中路1555号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后,原藏书楼的中文文献移到了新馆。经过2002年的大修之后,徐家汇藏书楼于2003年回迁了部分西文资料并向社会公众开放。

  随着徐家汇藏书楼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,读者数量逐年上升,近几年每年都超过2000人,外籍人士和国内读者的比例差不多为1∶1。“有读者来查阅资料,发表了相关文章后,被更多人知晓,不少人就写电子邮件过来提出需求。比如今年4月,荷兰莱顿大学的包乐史(Leonard Blussé)教授看到某篇论文里提到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一本英文著作的稿本,他通过复旦大学的董少新老师联系到藏书楼,一到上海,刚下飞机,就赶来看书了。”据徐家汇藏书楼馆员徐锦华介绍,《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》(Shanghai HudecArchitecture)一书作者、上海日报专栏作者乔争月做相关研究时,就经常来徐家汇藏书楼翻阅老报纸,“馆藏也有很多珍贵的建筑期刊。”

  2010年,徐家汇藏书楼有幸收入“罗氏藏书”,共1551种。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介绍,“罗氏藏书”是瑞典藏书家罗闻达先生花20多年时间,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1477—1877年间出版的汉学西文印本。“这在国内影响非常大,是上海首次这么集中地引进如此大规模的西方珍本。从亚洲地区来讲,徐家汇藏书楼作为西方汉学资料中心的地位基本就建立起来了。”

  目前,徐家汇藏书楼已经打造成“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”。在黄显功的观念里,图书馆不应成为一个单纯的阅览场所,“读者来才看,不来好像也无所谓。”他认为,把藏书楼建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,就是要打造好一个平台,将这个场所作为互动空间的作用体现、发挥出来,具体内容包括举行一系列展览、讲座、图书首发、研讨会等。

  作为上海图书馆的“当家人”,馆长吴建中始终心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、徐家汇藏书楼的未来前景:“就图书馆功能来看,不断扩充藏品非常重要,尤其是一些有针对性的收藏。国内学者曾经非常期待不出国门就能了解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,‘罗氏藏书’的收入无疑帮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。当然,图书馆角色的多样性又要求我们不能止步于收藏。”他认为,图书馆应该是一个“知识库”,一个让人和资源充分交流、互动的中心和平台:“把徐家汇藏书楼打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资料中心就是这样的考虑。我们开放藏品,就能凝聚起来中西学者。更可贵的是,人才本身也是资源,而且,他们不仅会带来已有的资料,还会带来学术研究成果、带来集体智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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